
细胞培养出现污染,不一定都会表现为培养液明显浑浊。细菌和真菌通常比较容易通过培养液和显微镜发现,而支原体污染往往没有明显外观变化,却可能持续影响细胞增殖、代谢、转染效率和基因表达。

卵巢癌(ovarian cancer)是妇科恶性肿瘤的重要类型之一,具有明显的组织学与分子异质性。不同病理亚型在细胞来源、药物敏感性及疾病进展过程中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建立患者来源、能够在体外长期观察和干预的人源模型,是开展疾病机制研究与药物评价的重要基础。

2型糖尿病肾病(DKD,又称糖尿病肾病DN)研究中应用最广泛的基因型自发性模型为BKS-db/db(简称db/db)小鼠,该品系在C57BLKS/J遗传背景下携带瘦素受体(Lepr)基因纯合功能缺失突变,可自发出现病态肥胖、高血糖、高胰岛素血症及血脂异常,并随周龄进展发生与人类DKD高度相似的进行性肾脏病理损伤,是DKD发病机制研究与临床前药物评价的金标准模型。

做质粒过表达、siRNA敲低等实验时,转染是很常见的一步。但同样的试剂和核酸,有时效率很高,有时却出现细胞大量变圆、脱落,或者细胞状态正常但几乎没有表达效果。转染结果不仅取决于试剂本身,转染前的细胞状态、铺板密度,转染中的核酸用量和复合物制备,以及转染后的培养时间都会影响最终结果。

双荧光素酶报告基因实验是分子生物学中验证基因表达调控的经典手段,广泛用于启动子/增强子活性分析、转录因子调控和miRNA靶基因验证等场景。

皮下异位模型仅能快速初筛药物,但缺失器官特异性微环境,预测性差;原位模型解决原发肿瘤临床复刻问题,转移模型专门弥补晚期转移疾病研究缺口,二者为互补模型,不可互相替代;临床前完整药物评价需联合两类模型。

Transwell侵袭实验常用于评价肿瘤细胞等穿过细胞外基质屏障的能力。操作步骤看起来并不复杂,但基质胶铺板、细胞接种量、血清梯度和培养时间中任何一个条件没有控制好,都可能造成孔间差异过大、所有组都穿不过膜,或者膜下细胞多到无法准确计数。

动物模型在糖尿病研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鉴于1型与2型糖尿病存在显著差异,研究者必须采用针对不同疾病类型的特异性动物模型,才能更深入地解析疾病的损伤机制,评估新型治疗方案的疗效。

皮下移植瘤模型中,游标卡尺测量肿瘤是最常用的动态监测方法之一。2024 年发表于《Nature Protocols》的OBSERVE 啮齿类肿瘤模型优化指南,专门给出了卡尺测量的操作定义与规范;同年NCI PDXNet 共识也对皮下肿瘤的测量频次、体积计算与药效评价给出了明确建议。